大饥荒，都是人祸造成

大螳螂

  大饥荒，都是人祸造成
——原创 孙盛起 [url=]文朽速的兰陋2[/url]

　　大饥荒，人类历史上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灾难之一。

　　提到饿殍遍地、哀鸿遍野的大饥荒，人们很自然地会将其归因为粮食短缺、物资匮乏。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被称为“经济学的良心”、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在考察研究了近代所发生的几次骇人听闻的大饥荒——1932年乌克兰大饥荒、1943年孟加拉大饥荒、1972年埃塞俄比亚大饥荒之后，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饥饿与公共行为》等书中得出了和以往的认知完全不同的结论：所有的大饥荒，都是人祸造成的！

　　阿玛蒂亚·森尖锐地指出：“责备自然界可能给人以慰藉和舒适。它对那些处于权力和责任位置上的人来说，尤其有着很大的用处。但是，粮食供给不足引起饥荒的观点无论多么玄妙深奥，它对饥荒的解释都显得十分勉强和模棱两可。”

　　无论是在经济繁荣期还是经济衰退期，饥荒都有可能发生。为什么会如此呢？为什么一些人啼饥号寒，而另一些人却脑满肠肥？

　　饥荒，从其真正的特性上说，是一种社会现象而非自然现象。它涉及大量人群没有能力在他们所生活的社会中确立对食物的支配。也就是说，饥荒没有‘自然的’和‘人为的’之分。所有的饥荒，都是‘人为的’。”

　　以孟加拉大饥荒和乌克兰大饥荒为例。

　　1943年在孟加拉国和阿玛蒂亚·森的家乡印度西孟加拉邦发生的大饥荒，共造成300万人丧生。那么，是那一年孟加拉的粮食产量和供应量不足导致的大饥荒吗？事实上，那一年孟加拉粮食收成与往年大致相当，而且粮食总供应量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增加。导致大饥荒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大量农工失业，没有了收入来源，从而失去购买能力，使得粮食分配途径因此被阻断。

　　粮食摆在那里。但是饥饿的人们无力购买。他们获取粮食的权利被废止了。

　　这种现象，阿玛蒂亚·森将其定义为“权利贫困”。——那些饥肠辘辘的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不是因为“粮食贫困”丧生，而是死于“权利贫困”。他们因为获取和交换粮食的权利遭到严重损害甚至剥夺，从而付出死亡的代价。

　　1932年乌克兰大饥荒，更是赤裸裸的人祸。它是以公然的、匪帮式的手段剥夺了乌克兰人获取粮食的权利。那一年，由于苏联强制推行的农业集体化在乌克兰遭到了一些抵制，于是斯大林签署了一系列“惩罚”乌克兰的法令。这些法令包括：农户将任何农产品拿回家都可以被处死；将全乌克兰的所有生产资料（甚至包括家畜和铁锹）收归国有；禁止把任何粮食和制成品运入乌克兰；全乌克兰禁止商品和农产品买卖；没收农民的全部余粮、口粮和种子。这些法令把乌克兰变成了一个大监狱。不仅有10几万人遭逮捕、5万多人被枪毙、几十万人被流放至西伯利亚...等等。这些直接导致了素有“欧洲粮仓”之称的富庶的乌克兰爆发大饥荒。

　　更为残暴的是，大饥荒爆发后，斯大林又签署法令，禁止灾民向外流动，切断乌克兰和外界的一切交通，试图离开乌克兰的饥民都被作为“阶级敌人”而被逮捕和枪杀。那次大饥荒，导致乌克兰三分之一的人口近800万人饿死。

　　根据实证和经验性研究，阿玛蒂亚·森在书中一再重申：“饥饿与饥荒是指一些人未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而绝非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这样的饥饿群体，总是无钱无权的底层民众。他们处于完全无法采取行动的状态——既无从获得食物，也无力逃避灾祸。饥荒的发生总是源于或伴随着某种重大的社会失败，更为政策失败所加剧。

　　事实上，饥荒的发生与统治形式有着特别密切的联系。”

　　在专制政体下，统治者对于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死于街头这样赤裸裸的事实熟视无睹。不仅因为他们从来不会挨饿，更因为没有“公共批评的活动空间，掌权者就不会因为防止饥荒失败而承受政治后果”。

　　阿玛蒂亚·森的结论非常明确：“事实是显著的：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是独立、民主而又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无论找到哪里，我们都找不到这一规律的例外。”

　　运行良好的民主制度之所以能够免于饥荒，是因为民主制度所具有的政治激励功能和开放的信息功能。——政治激励功能使得政府在面临灾难时会受到汹涌的竞争和批评的压力，迫使它竭尽全力去应对和化解灾难；而开放的信息功能则是最好的早期预警系统。

　　阿玛蒂亚·森坚信，灾荒和饥馑绝不是不可化解的天谴。只要去除了人祸，饥荒是完全可以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