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的孩子早就输在起跑线上了

柳下画枫

           

         穷人的孩子早就输在起跑线上了

          ——摘自：腾讯大家   十年砍柴

　　“寒门再难出贵子”是近年来一个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可以说，这是个残酷的社会现实，从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北大、清华等名校招收的学生中，农村学生特别是农村贫困家庭的学生比例下降即是一个佐证。

　　当然，这一现象与大街小巷处处可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所提倡的“公正”背道而驰。因此，似乎为了某种纠偏，北大、清华等全国46所高校已启动农村学生专项招生，录取优惠分值最高可降60分。清华启动“自强计划”，面向边远、贫困、民族等地（区、县）（含县级市）及县以下高中，招收农村学生。录取人数不超过年度本科招生计划总数的5%，约达170人。北大则启动的“筑梦计划”，以自主招生的方式招收优秀农村学生，主要面向边远、贫困、民族等地区县（含县级市）及县以下高中勤奋好学、成绩优良的农村学生。

　　这种象征性的弥补措施，能多大程度促进公平？我对此抱有怀疑。在考生“身份”认定中，确定出谁能享受这一优惠政策，其中就有着相当大的人为因素。与硬碰硬的考试相比，真正的农村生或贫困生在获取政策惠顾的资源比拼中更处于劣势。考虑到以往各种加分、保送政策，成为豪门家庭营私舞弊的重要路径，谁能保证，面向农村学生降分的专项招生，不会成为有能量家长又一舞弊渠道？

　　而且，我之所以认为这种弥补措施是“象征性”的，乃是因为，这十几年来，因为基础教育的资源分配的显失公平，才导致了农村学生特别是贫寒家庭的学生考入名校越来越少。基础教育是因，高等教育是果。不从“因”上解决问题，仅仅在“果”上做某些象征性弥补，那只是应对舆情的宣传，很难促进实质性的公平。

　　在改革开放后，恢复高考制度最初的十几年内，城乡的基础教育也是不平衡的。邓小平曾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三个面向”成为一个时期教育之圭臬。可再深思一下，为什么是对景山学校题词而非某所乡村小学？景山学校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这本身就说明问题。

　　但是，我也要说，那个时期基础教育的不平衡程度，远不如现在。这种不平衡加大的趋势，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家庭对孩子基础教育所需的实际投入越来越大——而这种投入加大是以“加强素质教育”为名的；二是优质教育资源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流入造成的“马太效应”越来越明显。

　　以我生长的湘中农村为例。我家所在的那个自然村有700多人，在1999年以前，是远近闻名的“读书村”。本村最为辉煌业绩是：1984年，一位陈姓老兄高考成绩是湖南省理科第一名，他那年16岁。一时间，山村沸腾了，整个县也沸腾了，他被北京大学录取，现居美国。

　　像我这样考入兰州大学这类低调名校的人，则是等而次之了。我和这位老兄所读的小学、初中是同一所，他所读的高中是县一中。如果要说教学条件，那可真是简陋。我们所读的小学现在不复存在了，好些年前被撤并，原址成为养猪场。这位陈姓老兄和我就读该小学时，全校只有5个班（一到五年级各一个，当时小学是五年制），五位老师全部是民办教师，最高学历是高中毕业，他们在教学之余还要回家耕种责任田。我们所就读的初中位于一个山坳上，连围墙都没有，操场是泥巴地，我俩先后就读时，班主任兼语文教师恰好是同一人，这位老师是我同村的叔叔，当时也是民办教师（我初三那年转正）。

　　这种简陋教学条件下能出基础教育大省“理科状元”，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奇迹。这个奇迹颇能说明些问题。在当时，尽管基础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但贫困地区天资聪颖而勤奋的学生脱颖而出的机率远大于现在。原因也很简单：一是那时候教学内容和考试的内容相对较窄，学生自身素质以外的因素决定性作用不如现在，而且考试的标准比较刚性；二是家长对孩子基础教育也不需要现在这么大的投入。

　　再以我那个小山村的“高考奇迹”为例，当时我们小学每学期收费2元5角，此外买几本教材几支铅笔和练习本就行了。老师的水平高固然好，即使水平差，天分高的学生将有限的几本教材读懂并不难，进而融会贯通，相比较城市里的学生，差距并不大。所以那时候，我们湘中农村对孩子教育的保障就是：给他交学费，让他吃饱饭。如此足矣！

　　可现在呢？九年制义务教育免除学杂费，可大多数家长对孩子基础教育实际投入是增长的。农村子弟特别是农村的贫寒子弟，很容易输在“起跑线”上。小升初、中考乃至高考名堂越来越多，学习成本越来越高。各种加分条件，往往被父母有能量的学生享有，各种各样的“素质教育”的投入，远非农村孩子的家庭能够承担。再加上这些年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农村空心化，农村的孩子不是随着父母进城就读打工学校或解读在条件较差的郊区学校，就是跟着祖父祖母留守在家。这样的情形下，要出陈姓老兄那样的“高考奇迹”几乎不可能。

　　明代科举的考试范围限定在“四书五经”，最重要的科目是八股文写作。这种考试模式后来被许多人诟病为僵化，禁锢人的思维。其实这种考试标准是比较公平客观的，将“四书五经”背熟读通并能写出优秀八股文的人，要具有相当的素质。重要的几场考试内容限定“四书五经”，形式主要突出八股文和试帖诗（策论则可考察一个人的知识面和综合分析能力），对贫寒子弟是大有好处。“四书五经”，贫寒子弟也能买得起，再加上勤奋或者天资不低，和权贵子弟相比劣势并不明显。所以湖南湘乡偏僻山乡荷叶塘的农家子曾国藩能考进士、点翰林。

　　古代有“穷文富武”之说，学文并不需要很大的投入，几本书就行。学武则不一样，光那些装备就是不菲的支出。如果那时候的科考以“素质教育”为名，范围扩大，二十三史、历代文豪的文集都在考试之内，那贫寒家庭的子弟恐怕只能望洋兴叹了。曾国藩在第二次科考落第后回家途经南京时，才借钱买了套二十三史。

　　随着家长对孩子家基础教育投入不断加大的同时，这些年优质教育资源也加大向中心城市流入。在恢复高考最初的十几年内，由于教师流动相对不自由，也由于学校硬件对教学效果影响不如现在这么大。往往有好老师在偏僻、简陋的学校内教授刻苦的农家子。如我所在的新邵县，新邵一中在县城，自然是师资力量、教学条件最好的，但另一所高中新邵二中，地处最为偏僻的坪上镇，该校是清末著名绅士周叔川创办的，历史悠久，学风笃实。因此，二中凭一区（当时几个乡组成一个区）的生源，高考成绩不亚于一中甚至时有超越之。

　　不独我的家乡，像甘肃会宁、江西上栗，都是偏僻之地而有名校。这些年教学资源的分布则是“奉不足而补有余”，乡镇好的老师流向县城中学，县城中学的好老师流向省城或者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以湖南为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每年高考文理科的前几名，一多半分布在各县的中学，而现在，多集中在省城几所名校和几个地级市城区中学。各县的名师被省城中学挖走，一些家庭条件尚可的优秀生源也纷纷去省城读高中，家庭贫困的优秀学生则留在本县读高中。这样的情形下，贫寒子弟勤奋学习的效果是要大打折扣的，无法与家庭优越的学生相比。

　　“寒门再难出贵子”是社会变革中不公平加剧的缩影。北大、清华等高校对农村学生的专项招生当然无法改变大的社会环境，而只是大环境的产物。尽管我对其效果不乐观，但总算聊胜于无，只是祈望这项政策别走样，别和那些加分政策一样成为有能量家长的又一个“后门”。

（图注：知名版画家徐匡的作品《乡村小学》（局部），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