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州，事件，点燃了韩国奔向民主的烽火

大螳螂

光州事件，点燃了韩国奔向民主的烽火

  ——原创 孙盛起

      光州，韩国全罗南道首府。这座原本知名度很小的城市，有朝一日忽然成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1979年10月26日，韩国总统朴正熙被情报部长金载圭刺杀。朴正熙执政期间，虽然在经济方面施行的一系列政策使得韩国经济迅猛发展，但是在政治方面，他实行的是高压的独裁统治。因此，他的死去，使向往民主的人们看到了曙光。

　　事实上，朴正熙死后，笼罩韩国的独裁铁幕确实裂开了一道缝隙。以文官身份代理总统之职、随后又正式当选总统的崔圭夏，上任伊始就开始实行宪制民主化改革，营造了被后人称为“汉城之春”的吉祥和谐的氛围。

　　可是，民主之树还没有抽出嫩芽，就迅速凋零。仅仅一个多月之后，12月12日，军界强人全斗焕上将发动“肃军政变”，实际上掌控了政权。刚刚裂开一道缝隙的独裁铁幕又重重闭合。全斗焕所实行的独裁统治，比之朴正熙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于全斗焕的倒行逆施，以金大中为代表的民主人士愤慨万分，发表《促进民主化国民宣言》，强烈要求全斗焕还政于文官政府。对于反对者，打压、抓捕、杀害，这是独裁者通用的手段，全斗焕也不例外。然而令他始料未及的是，抓捕了一百多名民主人士，却激起了更大的反对浪潮。

　　1980年4月，全国爆发以工人和学生为主的大规模抗议示威，要求全斗焕军政府践行宪制改革计划。

　　为了控制局面，军政府匆匆抛出戒严令，宣布在首都汉城取消一切政治活动。禁止任何形式的集会示威。这个戒严令如同强行按住高压锅的盖子，可非但没有压制住民众的怒火，反而使得民愤越发汹涌地喷发出来。

　　5月15日，汉城10万市民不顾戒严令，走上街头集会示威。

　　5月16日，这次事件的主角——光州，3万多市民和大学生聚集在全罗南道道厅（即省政府）前面的广场，拉开了“光州518抗争”的序幕。

　　5月17日，全斗焕再抛《紧急戒严令》，进一步扩大戒严范围至全国。同时拘捕了民运领袖金大中、金泳三等人。

　　5月18日，军政府派遣所谓“戒严军”，分六路包围了光州市。上午10点，在全罗南道国立大学，戒严军为了驱散聚集的学生，打响了武力镇压民众的第一枪。他们公然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开火，打死学生数人。

　　军队的暴行使光州市民怒不可遏。人们高喊：“到道厅去！到道厅去！”纷纷走出家门，向道厅广场聚集，随后又奔向火车站、高速巴士总站等地，在那里阻挡戒严军进城。

　　戒严军向人群开枪，强行冲进城内。

　　5月20日，市民组织了几百辆出租车和公共巴士，突破戒严军的封锁线，运送示威者到达道厅广场。到20日深夜，已经有20多万人聚集在道厅。

　　人们用血肉之躯和钢铁的坦克、装甲车对峙。此时的光州，已经被戒严军和外界隔绝，而隔绝的目的，就是为了为所欲为地镇压。

　　21日凌晨，戒严军奉命向示威人群开火，枪杀了近60名市民。但军队的残暴并没有吓倒英勇的光州人。人们冒着随时会被射杀的危险，继续向道厅聚集。至21日下午，多达30万的市民汇聚在道厅周围，广场和附近的街道被人群拥塞得水泄不通。

　　一个大学生勇敢地爬上戒严军的坦克，挥舞国旗，高呼“光州万岁”。市民簇拥在坦克周围，齐声高唱国歌。戒严军残忍地射杀了这名大学生。——这是一个转折，愤怒的民众意识到手无寸铁地对抗，只能做任人宰割的羔羊。于是，他们成立了“民众抗争本部”，从警察局和戒严军手里抢夺了一些枪支，组织“市民军”和戒严军进行对抗。

　　面对市民的同仇敌忾，戒严军一度撤退到郊区。与此同时，示威民众还专门成立了“收拾对策委员会”。一方面组织救援和为抗争人士提供后勤保障（连妓女都参加了救援工作，积极为伤者献血）。另一方面，提出和当局进行谈判。谈判内容包括：让死难者家属认领尸体、戒严军释放被捕民众并撤出市中心、市民军交出武器。

　　然而，光州勇敢而善良的人们低估了独裁者的凶残。全斗焕军政府拒绝谈判，并将光州市民的民主诉求定性为“暴动”。

　　27日，军政府下达镇压令，数千名军人开着坦克攻入市区。很多市民仰卧在道路上试图阻挡坦克前进，但是那些已经失去人性的军人驾驶坦克残忍地从他们身上碾过。

　　戒严军攻入道厅后，枪杀了最后一批不肯撤出道厅的20多名学生和市民。至此，光州事件以抗争者被残酷镇压和军政府的完全“胜利”而告终。

　　以下是几位死难者的母亲的记述：

　　Kim Hyung-kwan（22岁）的母亲：我好几次叫他：“不要出去，不要出去。”他还是说：“我要找回被（独裁政权）夺去的国家。”他跑出去了，我完全阻止不了他，只能满心焦虑地等待。后来，我和丈夫出去找他。我们想，只要看见他活着就高兴。但我们在街上看到的只是工人正在道厅前面清洗地上的鲜血，不论男女，被捕学生被脱掉衣服拉走，情景很悲惨……

　　回家后，小儿子哭着说：“刚才有人打电话来，说哥哥死了。”我和丈夫立即到每间医院的停尸间寻找，最后在其中一间医院找到他。可是……我完全认不出他，只看见一张被压碎的脸。我只能从他身上熟悉的衣饰，肩上的鸽子纹身，才确定他是我的儿子。

　　我倒在他被压碎的脸上，哭得晕倒了。几个月后，他的爸爸因为激愤病逝。当我觉得很冤枉及孤单而望向天空时，我看见我的儿子变成一只鸽子，拖着他爸爸的手，在展翅飞翔……

　　Paek Dae-hwan（20岁）的母亲：5 月20日晚上，他打电话回家说：“我今晚在朋友家中睡。”第二天晚上他又打电话来说：“我和前辈及朋友在一起，不用担心，明天早上我会回来。”岂料这竟是他最后的话。

　　23日开始没有他的消息，我和丈夫立即四处打听他的下落。一个月后，员警局内一位员警给我们看其中一只沾血的运动鞋，我们认得是儿子的。他便告诉我们儿子临时埋葬的地方。我们到那里时，情景惨不忍睹，儿子的胸部有枪伤，尸体已经腐烂得很厉害。我们找了一个月才找到儿子，可是他已经是被扔掉的腐烂尸体！

　　究竟是谁这么残酷地杀了我的独生子？他是一个温顺的人，对长者很有礼，邻里也常常称赞他。他怎么可能是“暴徒”？

　　Wan-bong（18岁，中学生）的单亲母亲：我儿子常常说想拥有一部脚踏车。每次我都对他说：“如果你考试成绩好我就买给你。”

      1980年4 月，他带来了成绩单，很高兴地说：“妈，我考到第12名。”我很开心地说：“下个月我一定买脚踏车给你。你只要等一个月就会有脚踏车。”可是我还没有履行这个承诺他便死了……我可怜的儿子。他连自己的爸爸也没有见过......

　　5月21日是佛诞日，我要去寺庙，便吩咐儿子：“你哪里也不要去，我马上就回来。”我出去时，有一个人给了我一些钱，请我帮忙买一些面包、香烟、牙膏等物品给示威队伍。买完这些东西后，附近的娼妓帮我一起拿到队伍中。示威队伍中有一人说：“阿姨，我们已经吃饱了。但那些政府军人可能肚子饿，麻烦你拿这些东西给他们。”我拿了一些鸡蛋给那些军人后便立即回家。但回家后，发现儿子已不知所踪。我立刻出门四处去找。那时，外面已经糟糕的乱成一团。

　　我到了两间医院找寻。医院到处是血渍，但我找不到儿子。

      22日，我跟邻居一起到其他医院的停尸间找寻。但是到了医院后，我却不敢进去，便叫邻居代我找找看。半天后，他来叫我进去看看。我想：我的儿子不会死的，干吗他要我进去？我不想进去，但是他继续叫我。我无奈地进去。当看到儿子的裤子时，我当场晕倒了。晚上接到电话，那人说：“这里的尸体全部都以国旗盖着，只有你儿子没有国旗盖。你快点带来吧！”我没有气力走动，只能爬着去。我一边哭，一边说：“给我一面国旗吧！我的儿子死了，没有国旗盖。”再到那停尸间，我第一次看清楚儿子的脸。在他右耳后有枪孔，但已没有前额，只剩前额皮。棺木一半染满鲜血。

　　1983年，我听说总统全斗焕到光州来，便与一些遗属举着示威牌去抗议。因为我没有布匹，就用被子做示威横额，写上“还我儿子！”全斗焕的座驾经过时，我大声说：“你这个杀人凶手，竟敢挥着手到这里来！还我儿子！”

　　518光州事件，是韩国现代史上最为残暴也最为悲壮的事件。官方公布的数据：戒严军的武力镇压造成了207人死亡，987人下落不明，122人重伤，730人轻伤，4138人被捕。而据非官方统计，死亡人数至少达2000人。

　　518光州事件，也是韩国民主化进程中最为重要的事件。它敲响了独裁统治的丧钟，点燃了奔向民主的烽火。自那以后，韩国的民主化运动愈发成熟和高涨，直至汇聚为1987年6月的汉城百万人大游行，全民抗争最终迫使全斗焕军政府接受改宪直选总统，结束了独裁的统治。

　　1993年，韩国历史上第一位民选的非军人总统金泳三上台。金泳三发表谈话：“1980年5月在光州发生的流血事件为我国民主主义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是为实现民主主义而付出的牺牲。目前的政府是继承光州民主化运动的精神而成立的民主政府。”随后，金泳三签署“518”运动特殊法令，为“518光州事件”正名。随后向死难者家属支付赔偿金，并且建立了518运动死难者国家公墓。

　　对镇压“518”事件的元凶——两位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以内乱罪判处死刑（曾经被全斗焕数次投入监狱、并以“光州事件的幕后策划者”的罪名判处死刑的金大中当选总统后，出于政治和解的考虑，将这两人赦免）。

　　如今，走进光州，以“518”命名的地方随处可见：518民主广场（即全罗南道道厅广场）、518纪念公园、518自由公园、518陵园、518公墓……每年的“518”这天，韩国总统都要来光州凭吊、演讲，缅怀长眠此地的烈士对韩国政治民主化的贡献。

　　那些在光州民主化运动中牺牲的生命，已经成为被韩国人永远铭记的历史英雄！